2023年9月的一天，我如同往常一样翻开了监狱移送的提请减刑案卷，其中一名强制猥亵未成年人的罪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罪犯名叫陈方（化名），现在入监一年多了，在服刑期间能够完成劳动改造任务，获得两个表扬的狱政奖励。阅卷中我发现，陈方在一审认罪认罚后立即反悔上诉，二审中还全盘否认了主要犯罪事实。现在，他真的认罪悔罪了吗？

　　我仔细翻看了他的认罪悔罪书，几乎都是讲述自己的改造情况，只字未提对被害女孩佳佳（化名）造成的伤害。而原案判决书却是这么认定的：被害人三次被侵害后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。

　　佳佳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为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，我们决定先去案发地调阅强制猥亵案的卷宗，当面向原案承办人了解情况。原来，陈方是一家餐馆的经理，餐馆就在佳佳住的小区楼下。两人熟悉后，陈方多次诱骗、威胁佳佳到他的出租屋，实施侵害。被侵害后，原本性情开朗的佳佳变得不会笑了，自闭、抑郁……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经历了这种事，感觉所有人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敢出门。她的父母心痛不已，却也不敢触碰她的伤口，家里的气氛沉闷而压抑。

　　我们了解到，佳佳后来没有继续上学，仍在接受心理干预和治疗。听说我们在办理陈方的减刑案件，她的母亲情绪激动地说：“我女儿都被他害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要给他减刑？他出来后还找我们麻烦怎么办？”我安慰她：“您别担心，陈方的减刑案件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格把握的。”

　　为了搞清楚陈方的真实态度，我们到监狱当面讯问陈方。见到我们后，他很是理直气壮：“积分我也够了，表扬我也拿到了，你们还能不给我减刑吗？”“积分够了就一定能减刑吗？你知道你给佳佳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是她自愿的啊，我又没有强迫她，更何况我都已经坐牢了，还要我怎么样？”“如果是自愿的，那她为什么会自闭、抑郁？如果是自愿的，你有什么罪？你还写什么认罪悔罪书呢？我从你身上看不到一点对佳佳的愧疚！”陈方无言以对，慢慢低下了头。

　　在检察官联席会上，我提出，减刑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，“确有悔改表现”是可以减刑的法定条件。综合考量陈方的犯罪性质、具体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悔罪态度，不能认定陈方“确有悔改表现”，不能同意给他减刑。有意见认为，陈方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尚可，如果不同意提请减刑，他可能会消极改造，增加监管难度。鉴于有不同意见，我们将案件提交给检察委员会审议。会上，我充分阐述了陈方为获得减刑虚假认罪悔罪、翻供后一直未真诚悔改的实际情况。最终，会议同意不予减刑。经过反复多次的沟通，监狱也采纳了我们的检察意见。

　　案件办结了，但个案的解决还远远不够。如何在办案过程中真正落实实质化审查的要求？如何在刑事执行检察阶段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？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深刻思考。2024年初，我们与监狱多次召开联席会，制定了《关于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严格把握减刑的处理意见》（下称《处理意见》），建立了“三必查”机制——犯罪情节必查、被害人损害必查、罪犯悔罪表现必查，同时细化了减刑幅度的规定，明确了不予减刑的情形。2024年以来，我院联合监狱共对120余件此类案件加强实质化审查，依法严格把握减刑条件，共对10余名罪犯提出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。

　　从2023年9月的那一份不予减刑检察意见书，到2024年3月类案监督的《处理意见》，再到这两年的时间里，对120余件案件的严格审查，我们始终在用强有力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，牢牢把好减刑这道关口：不真诚悔罪就可能再犯罪，没改造好就坚决不能减刑！今天的我更加坚定——作为刑事执行检察人员，就是要守护好刑事司法公正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把“三个善于”真正融入办案全过程，把案件真正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！

　　本版文稿统筹：本报记者单鸽　刘亭亭　常璐倩

　　图片摄影：本报记者程丁　钟心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