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委会委员　李翠利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。

　　加强普法教育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，是关乎国家命运与民族振兴的重要课题。近年来，尽管行政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举措，加强未成年人普法工作，但学生欺凌事件仍频发，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、数量上升趋势，有些行为甚至严重挑战公众情感与法律底线。加强普法、保障未成年人权益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，刻不容缓。

　　在履职中，我多次受邀参加河南省内黄县检察院“护未”活动。该院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，建立“豫”见未来·小花生工作室，不断优化工作、升级品牌，让涉罪未成年人在知法悔过的同时，从法律温情中获取自新力量，实现矫治教育的目的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。

　　通过调研，我总结当前未成年人普法教育与犯罪预防工作有以下突出问题：

　　一是家庭法治教育缺位，源头预防不足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家长行为的不端，对孩子的三观形成有负面影响。例如，内黄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中，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长期放任其辍学游荡，直至孩子被不法分子利用走上犯罪道路。此外，部分家长重学业轻品德，忽视对孩子规则意识的培养，导致孩子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。

　　二是校园普法碎片化，实效性有待提升。目前，中小学普法多依赖“法治进校园”等外部活动，未设置固定普法课时，缺乏常态化机制。部分普法活动形式单一，仅有讲座、展板宣传等形式，难以激发学生兴趣。

　　三是重点群体覆盖面不足，风险隐患突出。部分辍学未成年人以及不服从家庭管教、学校引导、长期逃课在外的未成年人，最易被不法分子诱导走上歧途，但现有普法资源难以触达这类群体。

　　四是对违法犯罪后果强调不足，警示作用弱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实行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方针，坚持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。实践中，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，首先注重教育，通过感化和挽救的方式，帮助未成年人认识到错误，改正行为。这引发公众对未成年人“违法成本过低”的质疑，也使得少数未成年人认为“未成年人犯罪不会受严惩”，因此铤而走险。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普法教育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，构建“家庭—学校—社会—司法”四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，建议从以下方面发力：

　　第一，夯实家庭责任，筑牢法治教育第一道防线。将家长法治教育纳入社区治理体系，依托社区、妇联等组织开设“家长法治课堂”，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监护责任案例。建立家庭教育评价机制，对因监护失职导致子女犯罪的家长，依法追究责任，对严重失职父母实施信用惩戒。

　　第二，法治教育进课堂，实现普法教育系统化。一是教育部出台文件，明确小学至高中阶段普法课程设置、课时标准及考核要求。二是在师范院校增设法治教育专业，培养专职普法教师。检察机关可联合高校开发“法治教育精品课”资源库，供学校选用。三是推广“沉浸式”普法模式，通过模拟法庭、法治情景剧等形式提升学生参与度。

　　第三，聚焦重点群体，织密社会防护网。建立公安、教育、民政等部门联动的闲散未成年人排查机制，对辍学、流浪未成年人实施“一人一档”动态管理。鼓励社会组织参与重点群体帮扶，如组建“法治辅导员”队伍，对高风险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帮教。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报告义务和责任，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，构筑起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盾。

　　第四，强化警示震慑，平衡保护与惩戒关系。行政司法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强化对其不法行为的警示教育和惩处，细化严重不良行为分级干预措施，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标准。同时，加大对引诱、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、惩治力度，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。

　　第五，创新宣传方式，营造全民守法氛围。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应坚持多样化原则，通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、模拟法庭、案例分析等活动，让未成年人深刻认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，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。

　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家庭、学校、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我将持续关注这一议题，推动相关立法与政策完善。

　　（整理：本报通讯员梁冰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