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次采访，就像一个人生路标，见证着我的成长。

　　今年8月，在四川乐山，我见到了已过古稀之年的毛小军（化名）。他身材瘦削，话不多，晚上会出门散步一两个小时。这次探访，源于17年前发生的一起强奸杀人案。

　　2006年8月的一天，在一处废弃的门市内，荒草堆下掩埋着一具尸体，死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拾荒女。

　　侦查人员经过排查发现，毛小军具有作案嫌疑。在被公安机关讯问过程中，毛小军前后有近10次供述承认他强奸杀人的事实。然而，检察机关仔细审查核实证据后，不仅排除了毛小军的作案嫌疑，还持续跟踪监督，确认真凶另有其人，其最终被判处死缓。

　　采访中，我了解到，毛小军之所以承认强奸杀人，是因为他从小患有癫痫病，在被讯问过程中，“脑壳开始发昏，说话糊里糊涂”。

　　2016年12月，我见证了开启疑案异地复查先例聂树斌案的再审；2019年3月，我采访了对正当防卫制度起到“融冰解封”作用的涞源反杀案；2021年3月，听着我国首例自诉转公诉案件当事人的讲述，我感受到“良法”红利的逐渐释放……

　　在检察一线采访的几年时间里，我见证了越来越多的“良法”被激活，见证了司法改革中相似的案中人身上的故事愈发向好，见证了一项项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机制相继出台……这些，都令我切身感受到，一些看似宏大的叙事，如果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，与案中人期待的公平正义联系起来时，会散发出生机与活力，会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　　如果生命总需要一些印记，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（本报记者史兆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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